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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坛巨擘******
作者：黄培昭
2022年12月11日是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埃及举行各种活动缅怀这位文坛巨擘。刚出版发行修订本马哈福兹全集的开罗迪万书店窗明几净，马哈福兹的巨幅照片被绘制在书店醒目的玻璃窗上，书店门口显眼的位置摆放着新鲜上市、还散发着墨香的数十卷马哈福兹全集；位于作家出生地的马哈福兹博物馆也装饰一新，那里以增设展位、开辟特殊展览等方式，对一代文学大家表示纪念。
马哈福兹博物馆内展出的作家获奖词。黄培昭摄
1.阿拉伯文学的巅峰
马哈福兹是迄今为止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唯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虽然距离198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34年，但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依然在埃及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畅销。马哈福兹因此享有“阿拉伯文坛巨擘”“阿拉伯小说旗手”“阿拉伯小说巨匠”甚至“阿拉伯文学之父”的美誉，代表了当代阿拉伯文学创作和艺术水准的巅峰。他的小说被评论界视为阿拉伯小说的“金字塔塔尖”。
“（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都达到了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辞这样写道。颁奖辞还赞扬马哈福兹“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显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风格”。
马哈福兹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通过口授坚持创作。他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对此人们说法不一。笔者根据迪万书店刚出版的马哈福兹全集所附的列表，发现他共创作了55部作品，除了第一部《古代埃及》是译自一位英语学者的学术著作外，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34部，中短篇小说集17部，散文4部（《古代埃及》也宽泛地被视为散文作品）。
马哈福兹的代表作有史诗般的家族小说“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还有《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尼罗河上的絮语》等。此外，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搬上银屏，其中一些是马哈福兹本人亲自操刀改编的。
埃及纪录片制作人哈希姆·纳哈斯介绍说，马哈福兹是埃及第一位为电影撰稿的作家，他参与了25部电影的创作和40部电影的制作。这些作品包括他直接写的电影剧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电影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等。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就文学成就而论，马哈福兹可与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相提并论。西方学者对马哈福兹也是赞誉有加，《伦敦书评》甚至说，马哈福兹“不单是雨果和狄更斯，还是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和左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马哈福兹不逊于任何一个你能说出名字的欧洲文学大师”。
这些评论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就马哈福兹创作内容的思想性、时代性，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对民情的体察、为民众发声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言，确实与上述大作家多有一脉相承之处。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马哈福兹的颁奖辞中指出：他的作品“总体上是对人生和人性的烛照”。
埃及书店里的马哈福兹作品。黄培昭摄
2.小胡同走出大作家
1911年12月11日，马哈福兹出生在埃及开罗著名爱资哈尔清真寺附近的杰马利亚老区一个中下阶层家庭，杰马利亚属于开罗侯赛因大片区，那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也是一个相对贫困和杂乱的地区。
马哈福兹的父亲，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曾任政府部门的低级工作人员，后辞职经商。埃及《文学报》等媒体报道说，马哈福兹出生时母亲难产，幸亏得到当地有名产科医生马哈福兹的帮助，他才得以降生人间。阿齐兹便以这位产科医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以示对医生的感谢之情。
整个童年，马哈福兹就在这个简陋而充满着邻里温暖的社区度过，他后来小说的主要灵感也来自这个社区，他把那里发生的故事提升到了人文主义文学的高度。马哈福兹就读的小学就叫“两宫之间小学”，他后来的“开罗三部曲”中的一部就取名《两宫之间》（又译《宫间街》），可见童年生活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之大。1924年，马哈福兹随家人一起，由侯赛因杰马利亚老区搬到阿巴西亚区居住，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4年，马哈福兹从开罗大学的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哲学系毕业，先是留校任教，后来分别在埃及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文学艺术部和社会最高理事会就职。这期间，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直到退休后应聘为《金字塔报》专栏作家，他才开始专注于正规的专业创作。
最初，马哈福兹涉猎历史题材，体现在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命运的嘲弄》《拉杜比斯》《底比斯之战》三部历史小说中。《命运的嘲弄》的故事梗概是，法老一天得到神谕，说王位将被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于是法老一路追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然而，命运之神却使婴儿巧妙躲过杀身之祸，并出落成英俊潇洒、智勇双全的法老禁卫军官。他武艺过人，还在平定叛乱中屡立战功，赢得了法老女儿的爱情，最后成功继承王位。对法老来说，他的遭遇，可谓命运的嘲弄。
但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也许对马哈福兹来说，历史小说只是试笔之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发轫之举，之所以创作历史小说，一是他对令埃及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法老文化感兴趣，二是受了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古代埃及》的影响，决定写写自己想象中的古埃及社会。
第一阶段的写作即历史小说的写作未获满意结果，马哈福兹很快总结教训，开始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转入以书写现实为主的第二创作阶段。这一阶段也被评论家称为作者的中期创作阶段，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
他中期创作阶段的作品，以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新开罗》为“当头炮”，以“开罗三部曲”为代表作和高峰，这一阶段是马哈福兹创作生涯中最辉煌、成就最大、最受评论家肯定的时期。《新开罗》是马哈福兹创作发生转向的标志。小说描述了三个年轻大学生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们的遭遇迥然不同，但无情的现实让他们身心疲惫，体味到金钱与权势的罪恶。小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业内好评。
《新开罗》一炮打响后，马哈福兹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继续前行，在其后几年间连续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如《罕哈利利市场》《梅达格胡同》《始与末》《海市蜃楼》等。小说聚焦殖民统治下的开罗中小资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作者对普通民众深深的同情、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罕哈利利市场是开罗当地著名的传统市场，作者以此取名，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居住在此的低级职员阿基夫的生活困境。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和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入木三分地挖掘了阿基夫内心的矛盾和弱点。通过马哈福兹的成功塑造，一个虽然善良憨厚、对欺诈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疾恶如仇却又怯懦怕事、无力反抗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
埃及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幼年时，马哈福兹经历了埃及1919年革命，他意识到爱国主义的价值及其对群众心灵的影响。这体现在他对社会正义及其与个人自由关系的看法上，并集中反映在他于1917年至1944年所创作的“开罗三部曲”里。三部曲代表了马哈福兹的文学最高成就，至今仍被视为阿拉伯文学长河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当代阿拉伯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开罗三部曲”通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生动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变，每一部侧重刻画一代人的生活，并以每一代人居住的地区作为该卷的书名，颇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埃及风俗画卷。浓墨重彩的笔触，史诗般的全景式写法，使“开罗三部曲”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即因其深刻的意义和游刃有余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受好评，并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也是后来马哈福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品。
3.新现实主义风格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去世，是马哈福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即后期阶段。这一时期以1959年作者在《金字塔报》上连载的新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为开端。进入60年代，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更显斑斓多彩，尤其在文体风格上变化多姿，在坚持现实主义、固守阿拉伯文学传统的同时，他也大量糅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诸多艺术元素和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荒诞派、结构主义、表现主义乃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小偷与狗》《乞丐》《鹌鹑与秋天》《尼罗河上的絮语》《米拉玛尔公寓》《伊本·法图玛游记》《镜子》《平民史诗》和《千夜之夜》（又译《天方夜谭续》）等。这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和政治、社会风云，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忧患意识，艺术手法丰富多变，更臻纯熟。
1994年10月14日，马哈福兹83岁高龄时，在开罗尼罗河畔自己家附近，被极端分子穆罕默德·纳吉用刀刺中了脖子，虽然及时送医进行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出院回家后，他的右臂神经受损，手几乎完全拿不住笔，每天只能写几分钟，文学产出从此锐减。
2006年8月30日，因心肌梗死，马哈福兹以95岁高龄辞世。翌日，埃及为他举行了两场隆重的葬礼。上午的是民间葬礼，喜欢马哈福兹的开罗市民在侯赛因清真寺对他进行悼念。官方葬礼在午祷后举行，地点是纳赛尔城的拉什丹清真寺。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总理纳齐夫率领数百名文艺和宗教界人士出席，庄严地送别一代文坛泰斗。
在惊闻作家去世后，穆巴拉克发表声明，称赞马哈福兹是“埃及思想和文化的旗帜，天才的小说家，闪光的思想家，他以卓越的创作，将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带向了世界”。时任总理纳齐夫也说：“马哈福兹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脊柱，他的作品扎根现实，再现了埃及的社会变革史。”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马哈福兹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是他对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阿拉伯传统文化培育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底蕴，同时，马哈福兹也对西方名著广泛涉猎，多方汲取营养，两者的融合造就了一代经典文学大家，使马哈福兹获得了阿拉伯“文学旗手”和“小说巨匠”的地位。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3版）
东西问 | 孙向晨：现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现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家”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包涵着独特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范式。
近年来，“家”重新被知识界关注，“家哲学”被评为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在文化厚厚的包裹中，“家”的深处究竟与西方哲学中的“家”有何不同？“家”能否在普遍化、去语境化的论述中成为普遍的哲学论题？中新社“东西问”日前就此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教授。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近年来致力于对家进行哲学挖掘，能否介绍一下，何为哲学意义上的家？
孙向晨：“家”是人们特别踊跃讨论的话题，也是非常复杂的论题，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反家非孝”成为社会主流，比较典型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狂人日记》中提到的“礼教吃人”等。除了这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也在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家文化进行了批判。家，在我们的语境中承载了太多个人、民族与历史的沉重记忆。
必须认识到，“家”在中国或者汉语思想传统中，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如不清晰区分开来，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因此，需正本清源，一要区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统与家的哲学意味；二要区分家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地位与“家”对于人类而言的生存论地位。
任何一个文明都关注“不朽”的问题。古文明埃及会借助木乃伊来直观表达生命的不朽，基督教借助上帝，佛教则借助灵魂的轮回。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对“不朽”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生生不息”来实现。
“生生不息”可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信仰。比如，在故事“愚公移山”中，愚公与智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愚公的时间世界如天地般广袤长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智叟的时间世界只局限在这一生一世。基于对“世代”的关注与信心，中国人会对生命之间的延续给予特别关注，对于世代之间的情感最为看重，古代称之为“亲亲”，《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观众参观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图》。泱波 摄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情爱(Eros)、友爱(Philia)以及基督教里神对于人的圣爱(Agape)都有许多论述，唯独对于亲亲之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讲得很少。而中国人在亲亲之爱中还发展出一种中国的根基性的德性“孝”。“孝”字上面是“老”，下面是“子”，意味着不同世代之间的结合，通过“父慈子孝”并由此发展“家”的哲学。
西方的爱从爱情开始，中国人更注重“爱由亲始”。前者注重个体，因此海德格尔讲人是“向死的存在”；中国人则揭示出面对未来世代的存在向度，重视生命之间的延续性，如民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比如，“教”与“学”两个汉字都与“子”有关，也都与世代传承相关，因此把“师”与“父”联系在一起，将老师与“天地君亲”放在同一序列中敬拜。通过挖掘“家”的哲学意义，有助于在世代延续性中理解生命。
湖北孝感第一人民医院“战疫”夫妻祝茂松、秦维芳的“全家福”。晏美华 摄中新社记者：“家”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何种地位？
孙向晨：“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
纵向上，向上“慎终追远”，向下“生生不已”，“家”成为联通上下世代的枢纽。横向上，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上去“修身”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其实修的是对父母的孝顺、对子女的慈爱、夫妻的义顺，“修身”并非纯粹个体性修炼，而是在家庭关系性中的一种修炼。所以“家”才是修齐治平的核心，国家是大的家，天下则是“四海一家”。
中新社记者：从文明论的高度思考“家”，“家”为何在中华文明中被格外重视？
孙向晨：其实，古希腊也讲“家”，但城邦兴起后，对“家”的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基督教也讲“家”，圣父圣子圣母，都是以“家”为喻体的，但神圣化了的“家”却掩盖了现实中真实的“家”；在中国，则以“家”为本位，自觉地以家的基本特点来理解世界。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既不依靠希腊式诸神、基督教式位格神，也不依靠佛教的六道轮回，而是通过“家”，这一基本的生存环节，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
中华文化基于“家”发展出伦理体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后通过“推恩”达到泛爱天下，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一种道德化世界。此外，“家”对中国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性寄托，因而注重“慎终追远”，也强调落叶归根。
103岁李宝英在已是古稀之年的儿媳妇的陪伴下剥油茶果。赵春亮 摄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人对“家”的思念无处不在，“家”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哲学基础，对全人类意义几何？
孙向晨：我在柏林讲中国哲学时，特别强调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哲学出发点，德国学生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只是西方文化并未发展出这样一种体系化、系统化的家文化。“家”在汉语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壤与地基。近年来，我试图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更加理性化、更具普遍性的“家哲学”，挖掘其对全人类的哲学贡献。
就现代社会而言，“家哲学”应成为医治现代性疾病的良药。现代世界中，人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意义上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当然具有进步意义，肯定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而在传统社会，个体很难独立生存，需倚靠更大的共同体。在古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在天主教，人倚靠于教会；在印度，人是村社的动物；在中国，人是家庭的动物。只有在现代社会，个体才可能独立存在。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使人对整体的依赖度降低。
另一方面，人的生存依然是社会性的，在汉字中“人”字虽只有两笔，但表达了相互扶持；“仁者人也”，“仁，亲也。从人，从二”，则表达了两人间的亲切关系。人在理智生活上可以是独立的，在情感上则对彼此有着深深的依恋。就后者而言，现代社会给予的支撑非常不足，所谓的存在主义问题就出现了，人的荒谬感、漂浮感、虚无感都爆发出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强个体概念，一旦没有上帝作为内在支撑，亦即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之后，“个体”就处于一种漂浮状态。“家哲学”由“亲亲”而“亲切”，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关系性的、扶助性的，基本趋向是把人从远处拉近，形成一个温暖世界。
与希腊特别强调理性相比，“家”更强调情感，强调成员间的相互关联。“家”作为一种文明论范畴，其奠基的世界更有家园的温暖，而非茫然大地的荒芜。
广西南宁学童展示书写的“人”字。俞靖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通过阐发“天下一家”的理念，破除文明冲突论？
孙向晨：人和动物不一样，不是靠本能生活，而是生活在“三观”之中，具有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西方文化传统中有非常进步的方面，但也存在种种弱点乃至弊端。比如，按照霍布斯理论，人在自然状态下即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理解和界定为相互冲突、争斗、排斥。像个体层面一样，在理解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上，民族国家也处于相互争斗关系中。康德讲永久和平，其前提也是国家间相互争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样复制了霍布斯的冲突逻辑。
从个体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到文明间的冲突，其基本逻辑一样，都源于追求自我权力。根本在于其哲学模式是个体主义式的，即我与他者互为陌生。
“家”的哲学从“亲亲”开始，注重相互之间的关联，但又强调“不同”，维特根斯坦从中发展出“家族相似”理论来破解西方的本质主义，而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而不同”进一步概括了“家”的这种理想状态。在这种“家哲学”的框架下，每个个体都可以不一样，但因为“亲亲”而归于“和”，并不一定就指向冲突。从家哲学中的“亲亲之爱”发展出“泛爱天下”的仁爱精神，可建立起对共同体、对国家关系的新理解，也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
“家哲学”旨在把他人拉近，强调“亲如兄弟”，形成一种共同感与家庭氛围，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天下一家”的相互关系，后者在哲学上转变了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可提供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天下观，从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健康的“家”文化，提炼出普遍意义，在现代世界尤为重要。(完)
受访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社科领军人才(2020年)、上海市领军人才(2019年)。曾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高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访问教授。牵头或参与的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多项著作、论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两篇文章分别入选2015、2017年“上海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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