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 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孙晓波 佟西中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受访学者认为,中共以此表明将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目前学界较流行的观点,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所在。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这是中国实际情况与现代化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路径同时也是目标。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被学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2022年相关人口资料,中国人口(约14.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1.45亿),3个欧盟(4.468亿),4个美国(3.32亿)。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2022年10月1日,民众在上海外滩滨江步道上一边跑步、一边挥舞国旗,欢度国庆假期。殷立勤 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他说,相比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
分析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技术人员为从海拔4300多米搬迁下来的群众检查夜间照明设施。宋卫星 摄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竹立家表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国庆主题诸花坛中的“命运共同体”花坛,以地球、和平鸽、飘带为主景,寓意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赵文宇 摄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竹立家看来,这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王虎学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两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特质的规定”。他说,从价值导向看,也是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张连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了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叶小文指出,长久以来,因占据现代化发展早期红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现代化话语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他说,“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重写了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寻路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贺新元看来,这一论断是路径和目标的合二为一,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融为了一体。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2021年7月1日,即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共正式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十大开始,中心任务变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7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以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陈晓根 摄王虎学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且是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这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斗争、革命、建设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且走得通的”。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在鄢一龙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但内涵角度各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等号,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民族复兴之时。”他说。
那么,如何完成中心任务,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现代化历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蒋启明 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区别明显。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迷信,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本身定义就是开放的,没有标准化的现代化模式。在王虎学看来,现代化代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怎么实现现代化,道路千条万条。他说,在现代化之路上,过去西方走在前面,所以话语被西方垄断,一度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鄢一龙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完)
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何蓬磊 摄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