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跆拳道学生作品中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虽然有屏幕相隔,但依旧能感受到马蒂对单板滑雪,对中国的热爱。
用他的话说,“中国是我的老家”。如今37岁的他,曾在这里生活了20年。
单板滑雪 & 北京冬残奥会
作为残奥单板滑雪选手,马蒂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参加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 UL级和男子坡面回转-UL级比赛。
“我觉得张家口(冬残奥村)很舒服,希望可以留更长时间,”虽然3月4日才抵达张家口,但马蒂笑着说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图为刘迪。受访者供图谈起在赛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马蒂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很喜欢和中国人聊天儿。”在他看来,这会带给他幸福感。
中新体育:对于在冬残奥村的生活满意吗?
刘迪:大家都很友好,比如志愿者、安保人员。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得非常好,吃、喝,包括小卖部都是很棒的。
2002年,一场交通事故导致马蒂的左臂神经严重受损。这样生活了10年后,他在北京进行了截肢手术。
对于从小就热爱运动的马蒂而言,他不仅选择用时间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喜爱跆拳道的他也开始参加残疾人跆拳道的世界大赛。
中新体育:如何与单板滑雪结缘?
刘迪:在和芬兰残奥部门的人聊天时,我知道了残疾人单板滑雪项目。它看起来很好玩,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想试试这个。
于是,2016年,马蒂带着雪板前往荷兰参加比赛,那是截肢后的他首次踏上单板滑雪的赛场。赛后,他便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更好的运动员。
图为刘迪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本次北京冬残奥会,马蒂未能在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UL级资格赛中突围。虽有遗憾,但他认为能够和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对自己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
在马蒂的认知中,是运动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幸福。如今,单板滑雪已经从爱好变成了马蒂的职业,他在芬兰担任教练,教滑雪、跆拳道、跑酷等。
爱看《差不多先生传》
马蒂的父亲从事的是手机网络相关工作,由于工作原因,马蒂很小时候便跟随父亲来到了中国。“在我最初有记忆时,就已经在北京了。”马蒂笑着说道。
中新体育:“刘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刘迪:我父母离婚后,我爸找到了中国妻子,我现在的妈妈是中国人。“刘迪”这个名字是姥爷给我取的。
“就是跟人家聊天儿。”
谈及学习中文的过程,马蒂的回答很是简单。“和人聊天的过程中,我能了解大学里学不到的生活用语。”
回想印象最深刻的经历,马蒂有些害羞地笑了,“应该是我喝酒后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儿。”
图为刘迪在训练。受访者供图中新体育:这次回到中国,感觉中文退步了吗?
刘迪:我以为会退步很多,但我发现还是可以的。语言这种东西你学会了,即使退步了,很快就能恢复。
对于中国文学,马蒂同样颇有造诣。
“我很喜欢《差不多先生传》,”提起自己印象深刻的中国作品,马蒂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兴奋。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我对我自己的‘差不多’已经很满意了。”话语间,看得出马蒂由内至外的自信。
“《阿Q正传》我也学过,我觉得‘精神胜利法’也是一个我们所有人必须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我感觉它告诉我们当心变成‘阿Q’。”
其实,马蒂对于哲学同样很感兴趣。他常和老师探讨《孙子兵法》以及道学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图为刘迪(蓝色)参加比赛。受访者供图中新体育:是不是中文课程成绩出色?
刘迪:也不是,古代汉语,我补考了两次。
马蒂谦虚地说道,“我读书时的想法是,60分万岁。”
曾在北京三里屯“消灭”100串羊肉串
中新体育:对中国哪个城市最熟悉?
刘迪:我去过(很多城市)旅行,天津、上海、内蒙、成都、大连……
但对于曾先后三次来北京生活的马蒂,那里无疑是他最熟悉的。
小时候,马蒂曾住在光明公寓和国贸公寓。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后,他来到了五道口。后来,还曾搬到顺义。
“如果现在上车说去哪,我可能会说去五道口。”这个在北京被誉为“青年人天堂”的地方,是马蒂待得最久的。
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那段时间,马蒂也时常来到三里屯酒吧街缓解压力。如今在从事职业运动后,他已经戒酒了。
回想起这些年在北京的经历,马蒂对美食念念不忘。他很接地气地说道,“我喜欢路边摊,羊肉串、烤馒头……”
“那天在冬残奥村餐厅里吃到了羊肉串,我已经很满意了。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找到茉莉清茶饮料。”
中新体育:有没有在北京寻觅到美食?
刘迪:马路边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三里屯,我们“消灭”掉了100串羊肉串。
在北京生活期间,不少芬兰好友也会来中国游玩。对于如何做好“导游”,马蒂同样深谙其道。“如果是年轻人,会带他们去学院路;如果是年龄大一点的朋友,我就带他们去天安门、长城。”
而长期居住在中国,马蒂也早已被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烙印”。他曾在内蒙古草原骑过马,对于打麻将也略知一二……
女儿会写ABC前,就认识汉字
“她叫刘萱,我们叫她萱萱。”谈起女儿,马蒂的嘴角又上扬了几度。
中新体育:是否会向女儿介绍中国文化?
刘迪:她已经会说中文了,我女儿她说,还没会写ABC的时候,就已经能认识一些汉字。
“女儿出生之后,我妻子和女儿说法语,我跟她说英语,我爸爸和他说芬兰语,我妈妈给他讲中文。”
图为刘迪女儿练习单板滑雪。受访者提供视频截图谈起已经接触过四国语言的女儿,马蒂很是骄傲。
其实近几天,是马蒂妻子的临产期。作为丈夫,他想陪在妻子身边,亲眼看到第二个孩子出生。这次中国之行前,马蒂犹豫了很久。
中新体育: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刘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最后是我妻子劝我来的,虽然她不想生孩子时没人陪伴,但她知道单板滑雪是我的职业。而且北京是我的老家,所以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
马蒂调侃着说道,“我希望儿子等到我回家之后再出生。”
多才多艺,深爱中国功夫
长时间在中国生活的马蒂,对于中国功夫同样痴迷。太极拳、双截棍他都练得有模有样。
中新体育:在中国,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刘迪:我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学过武术、太极拳、双截棍,也参加过几次比赛,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和我的中国教练,一起训练的朋友共同交流。
从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太极拳课程,到在路边被打双截棍的师傅所吸引,马蒂变得越来越多才多艺。
“我的太极拳课得了100分。”马蒂满意地笑了。
图为在跆拳道俱乐部的刘迪。受访者供图马蒂即将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当被问及将在赛场上打拼到多少岁时,马蒂坦言,“只要我身体允许的话,就会继续。”
中新体育:未来会考虑来中国定居吗?
刘迪:我会保持这个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考虑。
金发碧眼的他,自称“老北京”;身为芬兰运动员,却在中国生活过20年,在马蒂的娓娓道来中,他和中国的故事也将被更多人所熟知。(作者 刘星晨)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