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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圣泼：跟着国家走准没错******
中新社香港12月13日电 题：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圣泼：跟着国家走准没错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我们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第一站选择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成为最早到国外、到东盟国家投资的香港企业之一，我们也确实尝到了甜头，这更让我们坚定了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的信心，跟着国家走准没错。”
香港工商总会会长、信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圣泼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言谈中流露出自信和喜悦。
“我们一直是在全球玻璃制造业中做得比较相对领先的企业，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深刻意识到环保包括新能源的重要性，所以在深耕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发力光伏太阳能的新能源产业。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包括现在的双碳目标，我们始终紧跟国家战略，这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和庞大的市场空间。”李圣泼说。
出生于福建的李圣泼13岁时从内地移居香港，深受父亲李贤义的爱国情怀熏陶，把爱国爱港、贡献社会视为应有的责任。
“到香港之前，我一直对香港充满憧憬，香港最黄金的年代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这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国家不断发展进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而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保障下，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等独特优势地位。”李圣泼说。
李圣泼在担任九龙乐善堂主席期间，带领乐善堂推出香港首个过渡性社会房屋——“乐屋”，并启动首个校舍改建过渡性社会房屋。
谈及创办“乐屋”的初衷，李圣泼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住房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港的老大难问题。我刚来香港时，记得父亲曾经带过我们参观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当年的父辈是这么的辛苦。现在香港的住房问题还是没解决，还是有很多人住在劏房，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就触动了我们思考在住房问题上为社会做点事。”
李圣泼租赁善心业主的空置房屋进行简单装修，建成过渡性社会房屋，供轮候公屋的家庭暂时居住。他曾探访过一位带着两个儿子居住在“乐屋”的单亲妈妈，之前的居住环境曾让她有过轻生的念头，而搬入“乐屋”后环境大为改善，孩子们也变得阳光起来。
如今，九龙乐善堂已提供两三百个单位的“乐屋”，受益家庭在五六百户以上，成为同政府配合、提供过渡性社会房屋的一个中坚力量。“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改变了不少家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李圣泼说。
曾任全国青联委员的李圣泼，致力促进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增强青少年对国家的向心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圣泼家族企业为帮助在内地读书的香港学生，着手开办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学校从签约、建设到开学，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是一所‘一校两制’的学校，除了有香港课程，还有内地课程，既能收香港学生，也有内地学生。两地学生在一个学校上学，这是最直接的融合。”李圣泼说：“我们还聘请了100多个年轻的优秀港籍老师到内地去教书。”
李圣泼还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提出建议，创业虽然值得提倡，但并不容易，就业也可以是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把个人未来和国家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就能找到好的发展机会，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从我个人来讲，首先要立足做好本职，在此基础上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就更要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身边的人，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机会让你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一种幸运。”李圣泼说。也正因这样一份责任，他不久前决定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期望能够为香港、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完)
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可用？专家热议：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可信、可控、可用。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但是离完美、完善仍有相当的距离。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 近日，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管，也不行。 “因此，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同时，做技术的人，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抑制工具，即约束风险的工具，尽快想明白。自己也做，同时号召大家做，两者结合。”他说。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 “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同时，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要能够召回、撤销。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当然是需要平衡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他指出。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 “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比如：模型层面的可解释，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因此，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说。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现在是不是时候？ 高文认为，人工智能软件、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可能带来危害，要么召回，要么撤销。 高文说，应用的开发者，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甚至可以起诉。“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他可能觉得冤枉，因为他只提供工具，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田天建议，比如，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造假、个人隐私泄露，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不光是从限制角度，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促进合规地发展。”田天称。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AIIG)承办，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中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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